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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的那张褪了色的品牌策划打样,至今还压在工作室进门的玻璃台板底下。边缘卷着毛边,右下角被咖啡渍晕开半圈浅棕,那是刚入行时改了七版的方案草稿——那时候连专业的打样机器都没有,要跑到巷口的打印店,等老板把一卷一卷的铜版纸塞进去,盯着喷墨头在纸上洇出第一笔颜色,手心的汗都能打湿笔帽。
起家时的工作室,挤在胡同口一间十来平的小平房里,三张折叠桌拼起来就是工作台,一台从二手市场淘来的老喷墨打印机,时不时就吐不出完整的页面。接的第一单是巷口老酱菜铺的招牌设计,老板是个穿布大褂的老爷子,攥着皱巴巴的零钱说“要让路过的人多停三秒,看着像我家的酱菜缸”。那时候我们连预算都没算得太细,蹲在门槛上画草图,用的是从附近打印店讨来的打印纸背面,连尺子都是老板借的三角板,画错了就用橡皮蹭出一道白印。
后来磨手艺的那些年,最难忘的是给一家社区书店做品牌策划的事。当时客户要求“要让下班的人愿意多待十分钟”,我们的设计总监盯着窗外的法桐树,突然说“要把书店的门帘褶皱的影子加进去”。那时候我们翻了二十多本关于空间光影的书,找了十几组不同角度的自然光照片,把门帘褶皱的弧度、明暗调了八次,甚至特意在傍晚六点半——正是下班人流最多的时间——蹲在书店门口,数路过的人会因为哪一处设计停下脚步。最后客户拿到方案时,只说了一句“这就是我想的样子”,那天我们在书店门口的长椅上坐了半小时,看着有人掏出手机拍方案里的光影图,风卷着法桐叶落在纸上,才懂好的策划不是炫技,是把客户没说出口的需求,揉进每一个细节里。
现在的工作室,搬到了北京三环边的写字楼里,落地窗能看到远处的城市天际线,我们有两百多位坐班设计师,每天早上的例会不是讲虚的KPI,是聊前一天改稿时发现的细碎灵感。这些年我们累计服务7000多家客户,从来不会为了赶进度随便交差,设计定稿后,我们会走代采流程,所有制作物料货到付款,从不拖欠供应商的钱——这是刚入行时老爷子教我们的规矩,做事情要实,不能让别人担风险。
昨天晚上,我加班到十二点,路过设计总监的办公室时,看到他的灯还亮着。电脑屏幕上是改到第十二版的方案,桌面上的保温杯里的菊花茶已经凉了,旁边堆着半盒没拆的橡皮,他盯着屏幕上的某一处,手指悬在鼠标上半天,最后还是点了“撤回”,拿起桌上的便签本,画了一道新的线条。
窗外的北京,路灯一盏接一盏亮起来,马路上的车少了很多,远处的蝉鸣已经淡了。他揉了揉眼睛,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窗外的树影,发到工作群里,只写了三个字“再调调”。
其实这么多年,我们做品牌策划,从来没想着要做多大的规模,只是觉得,每一张打样的纸都要干净,每一笔线条都要认真,每一个客户的需求都要放在心上。就像当年老爷子说的,做事情要像腌酱菜,要慢慢发酵,要沉得住气,不能急着出锅。
现在他关掉电脑,拿起钥匙走出办公室,电梯里只有他一个人,电梯显示屏上的数字一层一层往下跳,他的手机里传来客户的消息,说“明天来公司聊新的方案”,他笑了笑,把手机塞进兜里,走出写字楼,北京的风带着夜晚的凉意,吹在脸上,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,然后加快了脚步,往地铁站的方向走去——明天,又是要好好做的一天。